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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迟到的正义》一书的感想
www.meishanpeace.gov.cn 】 【 2019-08-19 09:41:47 】 【 来源:ag官方直营 】

  

  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很多残酷的刑罚,如挖眼、割鼻、凌迟处死、五马分尸等,如今这些非人道的刑罚已不复存在。然而,相比于这些实实在在的可怕的刑罚,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期相继发生的冤假错案,对于无辜的被告人来说,才是最无情、残酷的“刑罚”。


  冤假错案有两种,一种是发现了的冤假错案,一种是已经证明确定无罪的冤假错案。前者多数是在后来专项复查冤假错案时因定罪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适用“疑罪从无”原则而产生,后者则多是由于案件的真正凶手落网,结合证据与案情给含冤者平反。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给含冤者造成了难以恢复的精神创伤,有些含冤者甚至因当年被执行死刑而无法亲历自己的平反过程,实在让人唏嘘。


  从滕兴善案到杜培武案,再到萧山命案,每一个典型案例里,都在我脑海里穿梭着这样一些影子,它们是那些个别不讲程序正义、不尊重嫌疑人人权、一心想要快速结案的司法人员。可是,难道冤假错案真的就只是这些个别严重不负责任的司法人员造成的吗?不尽然。


  80至90年代末期,我国社会总体犯罪率有所增加,并在某些时期大幅上升,笔者分析后,认为有以下原因。一、经济原因。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的春天,盗窃、抢劫等犯罪同样也进入了“春天”,犯罪频发,人民安全感降低。城市里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生活水平的低下,与富人们拉开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差距,许多人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道路。二、社会风气原因。十年动荡期后,人民内部矛盾重重,短时间内无法解决,一些人选择原始的“同态复仇”法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冤冤相报何时了。三、社会管理体制原因。80年代至90年代末期,户籍制度不完善,特别是农村地区,户口想上则上,政府人口普查不到位,户籍统计不严格,身份证也没有普及,给一些犯罪分子创造了得天独厚伪造身份和隐匿身份的条件。同时,在滕兴善案中反映出,被害人已被认定死亡,而后又在含冤者被执行死刑后重新出现,这荒唐的剧情造成的原因,户籍制度不健全是其中之一。四、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当时国家法制不健全,作为底层的公民更加不太可能了解到详细的法律。


  犯罪率的提高,并不直接导致冤案错案的产生,而是很多原因重合叠加共同的作用。笔者梳理了一个思维路径,可供大家参考。


  改革开放后,国家制定了很多经济任务,各地方也有了各自的经济目标,而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各地为了完成经济目标,都提出了控制犯罪以便稳定社会,以图为经济发展创造社会基础→→控制犯罪的总目标确定后,公检法三机关便通力协作(那时三机关实践中都以惩罚犯罪为己任)→→侦查机关为了落实“破案率”,更加注重破案的速度和数量→→为了提高破案的速度,增加破案的数量,在重口供、轻实证的办案思维和习惯下,产生出“以口供找线索,以口供找证据”的非常理办案路径→→由于需要收集口供这一关键证据,刑讯逼供应运而生,并在90年代越发严重→→侦查机关的违法未能在公诉机关得到救济,检察院由于懒政、追求效率等原因,直接采纳侦查机关的案卷证据与材料→→法院在那时期形成的“案卷中心主义”并不健全,许多时候都未能进行严格的证据审查,有些冤案里,法官甚至在法庭调查环节走过场,这样的审判直接脱离了案件事实→→判决后的上诉期短暂,律师力量薄弱,司法援助不到位,绝大多数嫌疑人、被告人经济困难,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更是无钱自我救济→→一经判决,很难翻案。另外,80年代至90年代末期,刑侦理论单薄,刑侦手段单一,基层民警专业素养差,一些人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导致一心只有尽快破案而非维护公正。不可否认,一部分冤案因被告人自己不上诉而被定格,然而作为司法机关和国家公权力机关,应当主动作为,维护公正。


  冤假错案的发生有许多时代的原因,不能因为某些冤案就将所有办案人员打入冷宫,世上不存在神探,也不能因某些案件的错误,而将办案人员一棍子打死,只能说,在法制越来越健全,法律越来越公正的今天,依托科技进步提高刑侦水平,进一步健全刑事司法体制,完善、优化立法,培养公民法治意识,坚持并完善司法人员错案终身责任制,加强各方监督,一定能够迎来一个充分尊重人权、注重公平正义的中国。(来源:彭山区法院)袁浩捷


编辑:廖文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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